領跑者計劃的初衷是促進先進光伏技術產品應用和產業升級，光伏技術的領跑自然是極為重要的。但是相比2015年的大同領跑者計劃，2016年“光伏領跑者”計劃在規模擴大的同時，對于技術先進性的爭論尤為激烈。
“領跑者在于精，而不在于多。2016年領跑者投標的技術是具備領先性的，但是建成的時候技術可能已經不具備什么領先性。所謂領先需要從各方面來探討，不是效率高就領先，還是要看度電成本。”陸川對記者說。
通過競價的方式，“光伏領跑者”計劃讓業內人士仿佛看到了平價上網的到來。但是領跑者計劃是否只是為了追求更低的電價，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現階段的領跑者計劃最終幾乎都是以誰的電價低的方式決出勝者，有一定不合理的地方。“現在一提到領跑者，大家就會簡單的想到電價，誰的電價低？事實上這里還是有許多文章可做，比如說誰把光伏技術創新和荒山生態修復、沉陷區綜合治理、地方民生改善等結合的好。”李磊告訴記者。
所謂的領跑，應該有一個主線，而這個主線不應該局限于造價低和電價低。接下來的領跑者應該是誰能把光伏和生態治理、民生改善結合的更好，而且不僅僅是承諾，是誰能夠做得好，而且誰在之前做到過。
事實上，領跑者計劃采用競價的手段無可厚非，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它在土地、電力接入上的的邊界條件，因為邊界條件的變化對于電價的測算是非常敏感的。“在按照最低收益水平去測算出報價后，如果邊界條件發生變化，比如說要增加5000萬的設施配套費或土地費用，那一切就會發生變化了，企業的壓力也會進一步加大。”上述知情人士說。
“我們在大同的項目建設條件并不好，面臨沉陷區地形復雜、施工面積大、地塊分散、山路崎嶇等諸多困難。但是最終電站成功建成，不僅為大同地區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創新、綠色、開放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還對采煤沉陷區產業化綜合治理，促進地區能源結構改善，具有重要意義，這也得到了大同市政府的認可。”李磊向記者透露。
綜合來看，領跑者一定要做成某一方面確實領先的項目，不一定是全面領先。而且不是規模領跑，要在一定規模的基礎上做到某一項的領先。比如說在塌陷地區，要考慮到生態環保效應；而兩淮地區的水面光伏，更多的應該是在漂浮技術上取得成績。
超級領跑者的期待
毋庸置疑，領跑者計劃的初衷是通過技術進步降低光伏的成本，而不是一味的低價競爭。在2015年第一批領跑者計劃實施的時候，都是按照標桿電價來執行，并沒有實行競價。
2017年領跑者計劃什么時間公布還不清晰，然而，在2016年底第二批“光伏領跑者”項目結束之時，領跑者之外的所謂“超級領跑者”的謀劃已經若隱若現。但是到底接下來的領跑者和超級領跑者有哪些區別，又該怎么去實施現在還不明確。
超級領跑者的概念是在領跑者價格不斷走低的過程中提出來的，由于在領跑者計劃上過分競價，導致從投資商到設備商不斷的壓低價格，對于一些處在發展過程中的先進技術的發展很不利。
超級領跑者針對的是那些特別先進的或者處在相對成熟階段成熟的技術怎么去扶持？比如說N型雙面、HIT技術等先進但是成本還比較高的技術。如果超級領跑者設置幾個吉瓦的規模，再由這些先進設備企業與幾家開發商一起申報項目，就可以起到促進先進技術發展的目的。
事實上，2016年安徽兩淮的領跑者計劃項目就屬于技術要求比較高的范疇，兩淮的光伏項目需要建設大量的水面光伏電站，而水面光伏電站不僅在國內，在全球都沒有太多的經驗可循。
“漂浮式電站在國際上都沒有超過2萬千瓦的電站，而且沒有運行超過3年以上的電站。漂浮式電站最大的風險就在于浮筒，能否達到光伏電站20-25年的生命周期？”一位熟悉水面光伏的業內人士對記者說。“我們馬上要去日本和新加坡做調研他們運行了幾年的漂浮電站，對不同形式的電站進行對比。也就是說領跑者計劃給予了相當的規模，才會讓我們以及其他的科研機構、企業去做這件事情。”
據報道，超級領跑者將推行基地申請的模式，掌握先進技術的光伏制造企業和一到兩家投資企業組成聯合體，共同參與基地申請，基地建設不再采取企業競標的方式。
但是，從超級領跑者的思路再延伸，哪些企業的什么技術是超級領跑者需要扶持的？會不會到最后演變成誰有實力或者是誰和政府關系好誰就能拿到項目？這些都是難以界定的。市場怎么真正完成對超級領跑者技術的篩選將是最為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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