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為了生存而創業。30年后，為了責任選擇再出發。
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我在柳市街頭修皮鞋，常看到有人躲躲閃閃扛個麻袋走過，一不小心就會被鎮里“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抓走。原來那麻袋里裝的是銅材料，是從廢舊的電器上拆卸下來的。這是溫州人走南闖北跑單幫、做手藝發現的商機。大家一看賺錢，群起效仿，簡直要把全國的舊電器都買回來了。
“打辦來了，打辦來了，趕緊逃！”十幾歲的我對這句話印象極深。但很快，我也效仿他們，丟下修鞋攤，和幾個朋友因陋就簡地搞了個經營電器的小作坊。
人有時候是被環境和現實逼出來的。如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倒逼出來的。溫州地少人多資源匱乏，為了生存，自古就形成了經商傳統和深厚的商業文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溫州人的商業天賦再次被激發出來。那時柳市街頭幾乎都是做電器的，很多人發了財，建了樓，但在當時發大財是不允許的，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緊接著，“八大王”的事情就出來了。“八大王”一被抓，面上安靜了一陣子，其實大家還在私底下接著干。
看到“八大王”被抓，我們很感慨，“人怕出名豬怕壯”。我們身處其中，只是因為規模小而沒受關注。不久“八大王”平反，政府鼓勵發展經濟。
在當時，成立一家企業還是容易的，不需要太多審批，只要申報材料符合要求即可注冊登記。但如何給企業定性，政府頗費腦筋。我們溫州當地的領導思想比較解放，允許3個人就可以搞1個股份合作企業，怕人家說“姓資”，就在企業性質一欄后面加括號，注上“集體”二字。
“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是當時最沉重的思想包袱。企業做到一定程度，就不敢再擴大生產，再擴大就變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想要政府批點土地給我們建廠房，一個領導跟我講，“小南，不要搞大了。”我知道他是好心。那時很多人給中央寫信，說溫州被“修”（修正主義）了，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還有產品質量問題。當時，溫州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國家有關部委發布了《工業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條例》，要求做工業產品的單位都要有生產許可證。
為合法生產、順應形勢，從1986年開始，我們積極申領許可證，從參加縣里培訓，到市里、省里審核，一直到機械部檢查驗收。我們三番五次才請到上海老工程師到廠里幫忙，光圖紙、材料，就可以裝一卡車。生產、質量該怎么管理，都是那時候學的。1988年，我們如愿拿到了國家生產許可證。當時的想法其實很單純，我們把質量做好，滿足市場需要，萬一將來做大了，即便被認定為資本主義、不允許干了，那就充公給國家好了。
1989年，國務院八部委聯合組成工作組來溫州打擊、整頓假冒偽劣，我們因為有生產許可證，產品質量過硬，反而成為了被扶持的對象，生意一下子火了。
1991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到溫州考察，市里領導叫我去匯報，我主動向他匯報我們廠是做什么產品的，還特別告訴他，我們的企業性質是“股份合作，后面還有個括號，寫著‘集體’二字”。
他聽罷大笑道：“不要擔心，股份合作就股份合作，不用‘括號集體’，戴頂集體的帽子。不戴帽子，光著頭不是更涼快嗎？”他還說，溫州小企業多，但缺少大企業。假冒偽劣的現象不僅溫州有，全國都有。一定要培育大企業，有大鑼大鼓敲起來，雜音就靜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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